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帶來的都市化持續蓬勃發展。都市化使家庭與人際關係產生動搖；資本主義與商品化的社會正對原有價值潛移默化；相對於貴族沒落，新興的中產階級逐漸掌握了社會的權力結構。該世紀下半葉對此進行討論的各種思潮通稱為「寫實風」。
易卜生於1879年發表的《玩偶之家》被譽為現代主義開山之作，其中批判正當紅的通俗劇固守意識型態，且總以非生活化的浪漫激情面對事件，顯示根本無意處理問題，也不樂見社會或自己有所變化。易卜生確信社會已在改變，提倡誠實、理性的對話才能讓人在動盪的時代生存，而中產階級的務實態度正是那個社會所需要的。
史特林堡稍晚於易卜生的時代，已無意提攜滯留在舊觀念的人們，其世界觀只有勝者為王的殘酷現實。他的《茱蒂小姐》充滿聖經語彙，內含卻全無應有的神聖指涉，一方面反映了那是一個舊觀念消失而尚未出現新語言的過渡時期；另一方面呈現出一個走向世俗化的世界。
然而在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中，我們卻發現那個被寄予厚望的新社會與新價值走偏了路。人們服膺於社會宣揚的價值觀，喪失自己語言的同時也喪失了自省和跳脫困局的能力。故事雖是個悲劇，主角卻成不了悲劇英雄，因為他連自己到底敗給了什麼都不明白。
契訶夫不是四位作者中最接近我們時代的人，但看不見其身影的《櫻桃園》卻使用了當前推崇的「眾生喧譁」手法。每一個故事關鍵都遭弱化處理，人物矛盾的言行使一切張力失去衝擊對象。契訶夫描寫那些活在流逝時間中人的當下反應，懂得閱讀的讀者不會期待情節有何跌宕起伏，也不會急著認同哪套觀點，而會抽離地欣賞其中角色。現下社會已踏上「擁有獨立思想」的階段，然而之所以落入「眾生狂飆」的泥沼，是不是因為我們仍少了些聆聽異己的氣度才只好各自為政？一個零容忍度的社會，溝通又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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