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用戰爭解決的戰爭
伯羅奔尼撒戰爭能拿下古希臘戰史中三個「Great」頭銜是因為它非常複雜、牽涉的事情太多，沒辦法輕易、乾脆的結束。和波希戰爭對照，波希戰爭是一場敵我分明、目的分明、成敗分明的戰爭：波斯人入侵希臘，久戰未果便撤軍，於是希臘人獲勝，能夠繼續保有他們的土地與生活方式；如此簡單明確，伯羅奔尼撒戰爭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第一，伯羅奔尼撒戰爭看似是兩個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的對立，但同盟中的成員是可以隨時轉換陣營的。只要他覺得自己同盟對他不夠公正或不夠偏袒，另一方的同盟就會很樂意地將之收入麾下。無論斯巴達與雅典，對自己同盟成員的約束力都相當鬆散。
第二，雅典與斯巴達有政治體制的差別。這原本只是依其各自的歷史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但在雙方正式宣戰後，「差異」就逐漸升高為意識型態的「對立」，漫延到希臘世界的各個城邦。每個城邦都內部分裂為親貴族的「斯巴達派」與親民主的「雅典派」，使動盪更加深化。
第三，雅典與斯巴達的軍種完全不同。一是海軍，一是陸軍，並且堅決只用自己有絕對優勢的軍種作戰，否則寧可退讓。於是長達二十七年(431-404B.C.)的戰爭時期，兩方軍隊幾乎不曾正面交鋒，雙方做的都是去「蹂躪」對方同盟裡地理位置比較容易被攻擊的城市，變成一場消耗戰。
除了以上三個內部的根本問題，希臘以外的變數也對這場戰爭產生影響，雅典甚至遠征埃及和西西里以補充內戰耗損卻全軍覆沒。總而言之，伯羅奔尼撒戰爭愈來愈無法收拾。最後分出勝負時，敗者固然損失慘重，贏家卻也自損八百；古希臘文明自此邁向第一次沒落。
‧兩個同盟的來歷
在繼續描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發展前，修昔底斯仍需回溯時間，解釋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的來歷。
第二次波希戰爭的薩拉米戰役後，雅典的陸上建設近乎全毀，需儘快重建家園。此時握有最大力量的城邦斯巴達建議：為表所有城邦從此以後皆有共同抵抗波斯入侵的決心，各城邦應將防禦彼此的城牆拆除。雅典得到了通知，卻不願遵守又不便違背，於是他們一邊與斯巴達周旋，一邊加速建好新的城牆。斯巴達得知木已成舟後並無追究，以示善意；但是顯然，雅典並不認為自己在希臘世界中是安全無虞的。
之後，雅典開始了擴建海軍的計畫。他邀請鄰近城邦加入以自己為中心的提洛同盟，要求各城邦按規模繳納金錢與船隻，以保證下回波斯來犯時能與雅典海軍共同協防。起初大多城邦意樂意加入同盟，然而提洛同盟勢力愈來愈大，提洛同盟成員需上繳的金錢船隻就愈來愈沒得商量；最後，真正讓眾人感到威脅的，不再是遙遠的波斯帝國，而是只要沒收到「保護費」就能立刻把艦隊開到自家門口的「雅典帝國」。
南方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則是完全不同的氣氛。同為「領袖」，斯巴達是一個保守的城邦，對他邦事務幾乎毫不上心，也從未要求盟邦賦稅，他們憑自身的強大軍力在這個半島只產生完全被動的威嚇作用：既然誰都打不贏斯巴達，那加入伯羅奔尼撒同盟就省下打仗的力氣，糾紛用談判交涉來解決即可。這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內部情況。
或許光從這兩個同盟的背景我們已可推測修昔底斯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這場戰爭到底為什麼會打起來？因為雅典的擴張方式讓它只能一直擴張，好維持它這個龐大的帝國所需，直到撞上南北希臘的海陸交界點：屬於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
‧關於民主的經典演說
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的那年年末，雅典人依照傳統為過去一年為保衛城邦而陣亡的將士舉行公開葬禮。葬禮上最重要的儀式是派出一個人對所有在場人士發表演說，此回的演說者是雅典的當政者伯里克利(Pericles)。這篇演說成為了經典，後世古典教育絕不會略過的一環，因為在必有的修辭術之外，它彰顯出雅典及雅典精神，我們後人到底要跟雅典這個古希臘城邦學習什麼？就是在這篇演講中確立的。
伯里克利問，這些陣亡將士為什麼值得城邦舉辦盛大的儀式頌揚？難道就因為他們不怕死、敢於衝鋒陷陣嗎？不是，他們的偉大在於他們是為了保衛一個偉大的城邦而死的。雅典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城邦，因為它創造了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這種制度讓它所有的公民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公職，依其才能在適合的職位上為城邦服務。民主制度下的生活，是一個人對與之習慣不同的人視同平常，尊重他人私領域的自由。公領域上，無人有特權不受法律管轄，而且這個法律是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只有加強保護那些在社會中輕易就能被侵權的人，這個法律才能是真正平等的法律。
雅典的軍事決策如同其它各種決策是在公開場合進行的，因此沒有秘密可言，不需為了保密流放領兵的將軍。雅典不用嚴格的體罰讓青年習慣痛苦，但公民們上了戰場卻一樣勇敢。勇敢來自行動前集體討論、深思熟慮的過程，只有仔細評估可能帶來的後果，其行動的勇敢才是出於智慧而非無知。此處是在諷刺斯巴達的教育。
在雅典，財富的多寡不會帶來驕傲或羞恥。真正讓人羞恥的是不關心公眾事務、不盡自己責任、不完成自己目標；雅典人不稱這樣的人為「只做自己事情的人」，而說他「根本什麼事都不做」。雅典的外交總是慷慨付出不求回報，他們以武力征服他邦，卻使人對雅典心悅誠服。
因為雅典是這麼偉大的一個城邦，為保護它而死就比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而死來得更偉大。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沒有比雅典更偉大的城邦，所以為保衛雅典而死的人是世上最光榮的人。這些人在戰場上堅守崗位，他們認為戰死比屈服逃生更光榮。他們的生命終結於他們一生最光榮的時刻，而非陷於恐懼之中。
偉大之人的墳墓不在下葬的墳墓，而在他人的記憶裡。活的人記得他們，然後效法他們的行為讓自己也成為一個勇敢的人。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城邦需要用勇氣去捍衛，然後在自由的前提下去追求幸福。
死者的親人想起死者時應為他們感到光榮，不應沉溺於悲傷。城邦會為死者遺族提供補助，請好好教育你們的下一代。
此時是雅典文化發展到最高峰的一刻，由一篇慷慨激昂的頌辭標舉呈現。然而這也是有反效果的，因為雅典人如此自豪於他們城邦公民間的平等，就也突顯了他們與其它城邦巨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加上雅典霸權，就成了「不平等」，因為自由的雅典總是用奴役的方式對待他人。只是，我們不能把這種心態直接連繫到最後的戰爭成敗。雅典的失利當歸因於規劃了整體戰略的伯里克利於戰爭的第二年死於大型瘟疫，更糟的是他的繼任者採取了與原先規劃完全相反的戰略，自取滅亡。
像《伯羅奔尼撒戰史》這樣記錄戰爭的史書已不會在我們現代的正史出現了。將它視作一部經典而非「戰爭史」來閱讀的話，要注意到在戰爭當中，言詞幾乎跟戰役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複雜的戰爭、數不盡的變數，往往就是依靠言詞說服來決定行動的。關注戰爭發動的理由，以及決策中的言詞與思想，可以讓我們在其中得到更多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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