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存這問題很久了，因為正在學先秦的哲學，所以還算略知一二。

不馬上答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覺得太麻煩，二是你說這是「中文系」的問題...而我最近與人在文哲方面有點磨擦，所以想看看受文學訓練的人是否有本事...呵...，第三嘛，是不知問這問題的目的，最近有一批上來做作業的，不想當傻蛋。

所以我只答最扼要的部份，一般介紹先秦的書大概也都這麼寫吧？



Q1：諸子學為何勃興於春秋戰國之際?

我想，您所謂的興，應當是相當於漢代後的儒術獨大吧。不過，其實只要當一個社會不安的時候，賢才就會受到重視。當然了，我所謂的不安標準，是以上位自身的不安為主。若上位不知民間疾苦，有外患也視而不見的話，當然沒有想要治的念頭。沒這念頭，就只有近人會受用。

相較於秦後的一統，春秋戰國的每一個國家領土都很小。君王政令對其國家的影響，主要有三個變數：君王本身的意志、政令本身是否適宜、政令執行的管道是否暢通。在那個時代的統治者，在危機意識方面都還算不錯，因此求賢風氣盛行；政令管道這方面，因領土不大，且平民一般沒受太高的教育，因此也還可以；至於政令 本身該如何制定，這就是這些謀士的發揮空間了。

自己有才，當然希望受用；諸侯們求賢；最後再加上說服了諸侯，就可以看到成果。這三點加在一起，有心人當然紛紛出山了。



後世國家統一了，造就了一個穩定的時代，先不論國家表現到底如何，光就國家體系這一點，只有有時間，一個層次分明的結構自然就會形成，造成了上下的隔閡。如此一來，新學說自就難以出頭了。



Q2、3的憂患意識與民本思想可以連在一起說。這種思想的成形也許是起於周朝。

周在商的時代，只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小國，之後雖得到眾諸侯的支持，推翻了商，但對於原本領土那樣小的國君，一下得到有六百年基業的商，那是多大的一個壓力啊。

這種以小服大的壓力，自然產生的憂患意識，其具體的表現，在於改變了「天命」這個概念。商的天命觀，認為天命令一個家族成為君王，是可以世代綿延不絕的。 因此商紂王壓根不在意人民的痛苦與詛咒，因為他覺得他就是「命好」，人民奈何不了他。周則不認為天命是無常的，不會永遠伴隨一個姓氏。天命是有德的，即天會把天命給予有德的人，國君要保有自己的地位，就必須要有德，以德配天。所謂的天人合一，其實意義是「天人合德」。

做為一個國君，對自己必須修養德行，對上必需敬天祭組，對下必須容民畜眾。這就是那時的君王學，其動機就在他們以小擁大所產生的危機意識。



Q4的問題我有點迷惑，所謂王官學就是御用學問，但這應該是之後知識下放後才有的對照。因為春秋前(即西周)的一切學問，本來就只屬於王室所有，平民不僅不可能學習，連想要學習的動機都不太會有吧。既無王官、平民的對照，何必特別說自己是王官學呢？

春秋時代，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平民有了受教的機會，產生了「士」階層。孔子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只不過，所謂的王官學，主要還是以六經為主，但諸子百家中，唯儒家是以研究六經、承接周朝德治為思想核心的。「儒」的其中一意，便是「通六藝之人」。當 然，有人說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只不過，基本上各家都承認，儒家學者的學說是繞著詩書禮這些打轉的。他家學者也許讀過六經，不過卻只是以此來當參考資料，然後各自發展去了。



第二段的問題...我只說人性論這點吧。

首先，孟荀的人性論未必直接衝突。一般人認為他們衝突...唉，我只能說，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兩位是哲學家。

身為一個哲學家，說的話就不容許模稜兩可，他們應該要絕對清楚，自己口中吐出的每一個字詞所指射的對象到底是什麼。

以人性論為例，「人性」這個詞本身是什麼？先不提「人」吧，什麼是「性」呢？

告子說「食色性也」。用食色來指設「性」追求的對象也許沒錯，但用來說這是「人性」就太粗糙了。因為其他動物也有食色，因此不足以用食色來說明人異於禽獸(非人)之處。

為什麼說孟荀論未必直接衝突？因為他們兩個人看到的「人」是不同的。孟子有名的舉例：小孩將掉進井中，人都會產生不忍。孟子從這無意的瞬間看到了人的不同，但若是荀子會設怎樣的情境呢？我想，他一定會問：你的小孩和別人的小孩同時發生危險，你會救哪個？救自己的，所以人總是先為自己著想，這就是荀子所觀察的人。

既然觀察對象的時間不同，結論不同也就不難理解了。但這兒的問題在於，人性是人之一切活動的基礎，既然人的行為有善有惡，那麼無論是性善論或是性惡論，都必需為這一切找個理由。最重要的是，有這樣人性的人，應該如何生活？如果人天生為己，那麼人自私為何受到批評？如果人為善，為何世間有惡的出現？如果人性無善惡，那麼人為何要行善避惡呢？要知道，做善事基本上是挺辛苦的呢。



就說到這裡吧，這是個麻煩的問題。我總是看到一堆人在看到幾句三字經後就開始大放厥詞，天曉得孟子從沒說過「人性本善」，天曉得荀子何以看重教育，天曉得什麼叫做「性相近」，天曉得什麼是人…